裴宜理在江西看檔案
在研究中國的美國學者里，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有一個特殊的身世：1948年，她出生于上海，父母皆為上海圣約翰大學教授，但她出生不久全家便因時局變化而離開中國。她后來打趣說，也許她一出生便與“革命”二字緊密聯系在一起，所以她終生對中國革命抱有興趣?！皼]有革命，我很可能在中國長大，我自己對中國革命一直很好奇，而且想知道革命為什么發生，又給中國帶來什么后果?！?/p>
裴宜理的青年時期也是在左翼運動洶涌澎湃的全球“革命”浪潮中度過的，這更堅定了她未來的學術志向。中國的大門打開之后，她成為第一批被允許進入中國進行田野調查研究的外國學者之一，她的研究興趣主要集中于近現代民眾反抗與底層政治，橫跨政治學與歷史學領域，著述豐厚并屢獲大獎，《美國歷史評論》評價她“兼具社會科學家對秩序的熱愛與歷史學家捕捉精彩故事的眼睛”。
裴宜理先后執教于亞利桑那大學、華盛頓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1997年起任教于哈佛大學政府系。除了教學工作，裴宜理最大的一個特點在于她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她曾出任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主任、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主席；自2008年起，她出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為中國研究培養了一批杰出的學生和學者。我們的采訪就約在哈佛燕京學社的辦公室里。辦公室不大，墻上懸掛的標志著這個近百年學術機構重要時刻的黑白照片，散發出一種幽深的歷史感。
“自從我成為社長后，我一半時間是在哈佛燕京學社，另一半時間是在哈佛當教授?！迸嵋死憩F在仍活躍在教學一線，每周三下午1點半到3點半，是她開放給學生的時間。每個學生要提前預約她的時間，簡潔地闡明自己的問題，得知她給了我三個多小時的采訪時間后，她的學生都表示很羨慕我能有這樣“奢侈”的機會。
裴宜理性格爽朗、快人快語，接受采訪過程中不時爆發出大笑，即便在回憶起家族曲折經歷時陷入黯然之色，但馬上會略過這種情緒。
中國這一百多年發生太多太大的變化，這或許正是吸引研究中國的政治學家裴宜理的地方?！把芯克鼈兊牡檬С蓴?，令人興奮而著迷?！?/p>
裴宜理父母結婚照
革命炮火中的誕生
“你是在中國出生的？”
“是的?！?/p>
“你為什么出生在紅色中國（Red China）?”
從少女時代起，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每次跟隨全家人一起回到美國，無論在機場還是碼頭，移民官打開她的護照之后，總是有如上一段對話。
“我會說，我出生的時候它還不是紅色的，只是有點粉而已?！卑雮€多世紀后，裴宜理坐在哈佛燕京學社的辦公室里回憶往事，忍不住發出一陣爽朗的大笑。轉而，她的神色變得凝重起來?！笆堑?，我父母都生活在中國的多事之秋；沒有革命，我也很可能在中國長大，所以，我們家確實與中國有割不斷的聯系?！?/p>
裴宜理出生于一個宗教色彩濃厚的家庭，父母都是美國圣公會（The Episcopal Church）傳教士。她父親查爾斯·佩里——裴宜理很晚的時候才得知父親中文名是潘學思——早年在哈佛大學學習過中文和日文，對東亞情有獨鐘。1931年，潘學思遠渡重洋，到達上海，在圣約翰大學教書。圣約翰大學創建于1879年，原名圣約翰書院（St.John's College），由美國圣公會主辦，是中國成立最早的一所教會大學?！熬乓话恕笔伦儽l后，潘學思特地去了一趟東北，“他還寫了一本非常有意思的日記，講述他在滿洲里的旅行經歷。他對這一段歷史非常感興趣?！?/p>
潘學思在中國結識了他未來的妻子凱瑞（注：中文名為孔凱利）。他們后來都在圣約翰大學教書。有意思的是，裴宜理小時候從未聽到父母用中文交流，“因為父親只會普通話，而母親只會上海話?！?/p>
少女時期的裴宜理與父親
裴宜理的父母是在1937年夏天結婚的。因為潘學思長期對日本文化也很感興趣，他選擇了去日本度蜜月?！八麄冊诙让墼聲r，聽到了日本侵略中國的消息，但不敢確認，于是去了東京的美國大使館詢問傳聞是否屬實。大使館工作人員也許是不想承擔責任，沒有告訴他們真相，只是說：不，現在中國沒問題，你們回中國吧！于是他們按原計劃，從長崎登上了回上海的船?！?/p>
裴宜理說，父親年輕時喜歡水上運動，對船的性能很了解。他們的船離開日本港口不久，父親便敏感地意識到有些地方不太對勁。他對妻子說：“奇怪，為什么船的吃水線這么低？”他跑到底艙去探詢究竟，結果發現下面坐滿了荷槍實彈的日本士兵。
很顯然，裴宜理父母當年見到的這些士兵，就是淞滬會戰打響之后從日本增援而來的兵團——他們無意之間成了歷史的見證人。這些與他們同船的士兵一到上海就投入到侵華戰爭中，成為殘暴機器中的一環。而等待這對蜜月旅行歸來的年輕夫妻的，是被戰火燃燒的上海?！澳赣H后來回憶，當船進入上海時，她已經聞到那種到處都是死人的味道，這是她從未經歷過的……”父母回到他們在圣約翰大學的居所，發現他們結婚的小教堂已經被日軍襲擊，家里也被洗劫，所有的結婚禮物全部都日本士兵偷走。
迫于時局，母親帶著出生不久的兒子離開上?；氐矫绹鴷罕芤欢螘r間，父親則選擇留守在圣約翰大學。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日軍進占租界，上海全面淪陷。圣約翰大學的外籍教師除了已經回國的，其余都被關進集中營，其中就有裴宜理的父親。直到兩年后美日政府交換在押人員，他才被釋放回美國。祖母到紐約港口接他時，已經認不出瘦骨嶙峋的兒子。但是沒過多久，潘學思希望能再次回到中國?！霸诿绹＼姷膸椭?，他如愿回到中國，幫助國民政府一起對抗日本人?！?/p>
1945年，二戰結束，母親也回到中國。對這個家庭來說，這是他們在中國一段短暫的安寧時光——1948年9月，出生在上海的裴宜理便是這段生活的結晶。
1949年，中共革命已到決定性時刻，“母親帶著我和兩個哥哥先離開了中國，而父親再一次想留下來?！睅讉€月后，局勢更加動蕩。潘學思無奈之下告別了他斷斷續續生活了18年的國家。
回到美國后，潘學思回到他曾經就讀的大學教了幾年書，但遙遠的東方一直是他念念不忘的地方。1951年，他們舉家搬到東京，潘學思在圣公會創辦的日本立教大學教書。
1959年感恩節的晚上，全家人正圍坐在一起吃飯，慶祝美國的傳統節日。突然，他們聽到院子里的狗不斷地叫。父親出去查看，沒想到一場意外不期而至。
“兩個年輕的日本學生喝醉了闖進來，他們都練過空手道……只用了幾分鐘，就把我父親打死了……并不是有計劃來襲擊我父親的，他們當時完全處于醉酒狀態，也不知道我父親是誰?！?/p>
這位一生對東方抱有濃厚興趣和關切的美國人，就這樣以悲痛的方式結束了他的一生。
父親死后，母親用她對世界的理解來處理這樁悲劇——盡管她的處理方式或許不能被大多數人理解：她非但沒有要求重判那兩個日本學生，反而為他們求情。結果是，其中一個被釋放，另一個被判刑，而在他服刑期間，母親不但經常去探望，還去法院為他爭取減刑，那個年輕人只關了兩三年就恢復了自由。
母親帶著全家又在日本生活了幾年，直到1962年返回美國。
1981年，裴宜理在松江與受訪者合影
政治初意識
民眾抗議活動，是她后來的學術興趣及學術方向之一。而她對此最初的感性認識，即來自于早期的日本經歷。上世紀50年代初期，每逢“五一勞動節”，日本共產黨和日本社會黨都會組織勞工抗議活動。那一天，裴宜理的父親正巧經過，抗議者見到這位美國人，開始敲他的車窗玻璃，汽車被人群團團圍住……父親回家后，家人發現車窗玻璃幾乎全部碎掉，而震驚中的父親幾乎在發抖。平靜下來后，父親嘗試著向女兒解釋什么是“五一勞動節”、那些人在抗議什么……這讓小小的裴宜理對民眾抗議這種形式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960年6月11日，近600萬日本人走上街頭抗議新版日美安保條約，美國駐日本大使館附近被近20萬日本抗議群眾包圍。在這龐大的抗議人群里，就有12歲的裴宜理。她特地逃學，走上街頭，參加到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游行隊伍里。在裴宜理的理解中，這個活動的實質并非“反美”而是支持和平，“人們似乎很高興有一個美國小孩子參加?！?/p>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她第一次參加“群眾運動”，也是她第一次體會到群眾運動的力量——時任美駐日大使哈格蒂乘坐的防彈轎車也被示威群眾包圍，大使本人不得不從后門溜進大使館；預定6月19日訪問日本的艾森豪威爾，不得不無限期推遲訪問。
孩童時期的裴宜理也好奇地觀察到，在一些抗議活動中，民眾的表達方式與慶祝宗教節日的儀式有很多非常相似的地方。比如，在日本的宗教節日中——與中國類似，人們會抬著轎子參加游行，轎子里坐著一個神，然后以一種蛇舞的形式到處走動?！拔液芟矚g這種儀式，所以我經常參加我們附近的日本民間節日。我對日本的政治抗議感興趣的部分原因也來自這種民間儀式?！?/p>
這個早期經驗，后來變成她觀察政治活動的一個獨特視角。比如，她在對中國革命發源地之一江西安源的調查中就發現，李立三是如何智慧地利用傳統的手法，來達到動員工人參加革命的目的：在五月一日國際勞動節這一天，李立三組織了一場工人游行?！坝涡嘘犖楫斨?，有一個八人抬的大轎子，一般來說，地方上的這種慶典，轎子上抬的都是土地神等一些民間宗教中的神，但是這一次，轎子里面是一尊馬克思像?！边@個細節就被裴宜理用來解剖國家政治動員與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
1965年，16歲的裴宜理進入威廉·史密斯學院（William Smith College）就讀。她迅速置身于另一個洶涌澎湃的政治環境中。裴宜理后來自己總結說：“雖然我對民眾抗議的直覺興趣來自于日本的經歷，但我的左翼思想更多地來自于大學時代?！彼诖髮W里非?；钴S，參加過帆船俱樂部、戲劇俱樂部、政治俱樂部……但“政治”是她更持久的興趣和更投入的關懷。她還記得和大學同學們一起搭乘巴士去華盛頓，在五角大樓前參加抗議越戰的游行。
也是在這段時間，她與她出生的中國之間那種看似微弱的聯系，又以某種方式變得強烈起來。威廉·史密斯學院規模不大，但有一個“毛澤東思想學習小組”，裴宜理是其中一員，她和同學們一道學習毛澤東思想，對中國政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不久，她開始下決心學習中文。
但她所在的大學沒有中文課，她只能借助圖書館的錄音機和幾盤磁帶開始自學中文。她問學校，是否可以憑借自修中文而獲得學分。學?；卮穑何覀儧]有中文課，怎么評估你的學習程度從而給你學分？裴宜理不甘輕易放棄，跟校方提出：“如果我自學到一定程度，我可以找康奈爾的一位教授來測試我。如果通過，我可以得到學分嗎？”學校只好同意。
裴宜理后來聯系上了康奈爾大學的一位教授，對方說：你先通過磁帶和語言書自學三個月，然后到康奈爾來接受我的測試。三個月后，裴宜理順利通過了考試。有意思的是，她后來到臺北學過一段時間的中文，臺北的中文老師是在北京長大的，她很奇怪這位美國學生的口音，有一次忍不住問：“你的口音是從哪兒來的？你在美國的老師是東北人嗎？”“我否認，我想說我的老師是‘錄音機’不是東北人，但那時我不知道怎么說‘錄音機’這個詞！”回憶此事，裴宜理樂不可支。
“裴宜理”這個中文名字就是在臺北學習時取的。很久以后，有一次她查看父親的書，看到上面的中文圖章，才發現父親的中文名字是“潘學思”?！八晕覒撔张硕皇桥帷?，說起這件事，裴宜理流露出一絲遺憾之情。
追尋中國革命的起源
在密歇根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時，裴宜理最初的想法是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作為博士論文題目，但遭到一位指導教授的反對。老師認為時機尚不成熟。她轉而下決心用與當時流行觀點不同的視角和方法，去探索中國革命的起源問題。
“如何理解農民革命，這是一個被許多關注農民問題的各科學者所忽略的問題?！彼忉屪约旱难芯縿訖C時說，“農民以革命的面目登上世界歷史舞臺這一事實，推動了許多試圖解釋農民叛亂原因的社會科學理論的發展。人類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都對這個重要問題提出了他們各自的答案?！?/p>
此時的裴宜理已經流露了自己的“學術野心”：她決定通過對一個地區的研究來考察造反者與革命者之間的關系。這一計劃必須集中在一個地區，這個地區必須既有農民造反的傳統，又是1949年前共產黨的基地。她把這個地區選在淮北?；幢边€曾是著名的白蓮教活動中心，這一松散的民間宗教組織曾在該地區發動過多次叛亂。
當時中國的大門仍是緊鎖的，像其他學者一樣，她當時的選擇是赴臺北故宮博物院看檔案，期間也穿插著去日本，在東京的圖書館做資料收集工作。
“我當時是那么年輕而天真，完全不知道這個選題的難度——不然我絕不會蠢到選擇這個方向做論文?！庇质且魂囁实拇笮?。雖然她幸運地得到很多人的幫助，包括同在那里做研究的幾位美國歷史學家給了她很多建議，密歇根大學另一位研究中國歷史的著名學者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教授也細心地告訴她明清各種檔案的位置，但是，“我完全不知道關于這個問題的原始資料是如此分散，它們的類型如此不同?！?/p>
另一個障礙是語言。雖然讀研究生的時候，她系統學習了兩年的中文，包括文言文，但她從來沒有像那幾位來自美國的歷史學家那樣，接受過專門的閱讀清代文獻的訓練。所以當她第一次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看到清朝檔案的時候，幾乎被絕望的心情擊垮：“我永遠無法讀懂這些檔案！”導師在回信里以不容退縮的口氣說：“你得完全做原始檔案的研究，而且得看所有的東西?！迸嵋死硪仓?，導師不懂文言文，對閱讀梳理明清檔案的難度毫無概念，但她還是聽從了他的建議。這下沒了退路。她發現真正投入進去后，竟然完全有能力閱讀那些檔案?！拔覀儺斈暝谂_北幾乎可以看到你所知道的所有原始檔案。比如，你可以拿著兩廣總督給咸豐寫的奏折，上面有咸豐皇帝的批示‘知道了’。當你有這種感受的時候，檔案內容再晦澀也無關緊要了?！?/p>
靠著扎扎實實的工作，裴宜理完成了她的博士論文。1980年，以論文為基礎的專著《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在斯坦福大學出版。這部專著被視為海外中國研究第三代學者的代表作。裴宜理將自己的第一本書獻給父母，“沒有他們，我就不會從事中國研究?！?/p>
重返中國
“你是在中國出生的？”每次回到美國，入關時的盤問一度讓裴宜理感覺自己是一個“二等美國人”。這個場景直到1972年——也就是尼克松總統訪華那年——之后才發生了突變。裴宜理記得非常清楚，那一年她從日本旅行回來，入關美國時，像往常一樣，移民局官員打開護照，不出意料地問了這一句，裴宜理照例予以肯定的回答。
“我在等待下一個問題：‘你為什么出生在紅色中國？但沒想到，這一次對方的反應是：‘噢，真了不起！那你會說中文嗎？’我說：‘是的，我會說一點?！f：‘我們國家需要你這樣的人?！鞘俏业谝淮螢槲页錾谥袊@件事感到高興?！?/p>
中美關系解凍后，美中關系協會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開始陸陸續續派代表團訪問中國，每個團都挑選一位研究中國的學者陪同，以幫助成員們理解中國。1979年6月，裴宜理被選中參加美國的大城市市長代表團，訪問上海、北京、南京、廣州和杭州等城市，親眼看到了長城、故宮、西湖……她興奮無比?！拔颐刻煸缭缙鸫?，去公園和當地老百姓交談，我很喜歡這種感覺，”但另一方面，她又覺得她所看到的中國，不是之前充滿革命浪漫想象的那個中國。裴宜理還去上海找到了他們當年在圣約翰大學的老房子，拍了很多校園的照片，帶回美國給母親看。不出意外，母親在格外震驚之余也格外傷心。
幾個月后，裴宜理再次來到中國，這一次她的身份是訪問學者，獲得了在華學習一年的機會——她也是第一批被允許進入中國進行田野調查研究的外國學者之一，與她同時來中國的學者還有周錫瑞和黃宗智，后來都成為海外中國研究的中堅力量。她也經歷了計劃經濟下的“票證年代”，“我們互相之間以同志相稱，還在學術問題、政治問題的爭論中經常引用毛主席語錄?！钡诟锩鼰岢钡谋澈?，她漸漸發現了另一個側面。比如，作為外國人，她可以坐軟臥，普通中國人享受不到；對外營業的餐館非常少，但像她這樣的“訪問學者”可以在餐館的特別區域享受“特供”，普通中國人享受不到，也支付不起。1980年春天，在南京大學蔡少卿教授的陪同下，裴宜理第一次去安徽調查，在渦陽與蒙城的實地探訪，讓她對中國農村的真實生活有了更為切身的感受。
有一年，裴宜理來上海開會時遇到了時任上海社科院院長張仲禮——張早年畢業于圣約翰大學，碰巧是她父親當年的學生。見面后，他們互相介紹自己正在進行的工作。聽到裴宜理下一本書的工作計劃之后，張仲禮打趣說：“你是上海人——我很多年前就看到你爸爸在校園里抱著你的樣子。為什么不寫上海的故事？”
在張仲禮的建議下，自1990年代起，裴宜理的研究目光從遙遠的淮北農村轉向世界大都會上海，研究重點也從農民革命問題研究變為工人運動研究。她完成了專著《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在這本書里，她也用不少筆墨寫了杜月笙、黃金榮這些我們并不陌生的人物，挖掘了他們在工人運動中所扮演的一些真實的角色。這本書獲得了1993年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睹绹鴼v史評論》評價她兼具“社會科學家對秩序的熱愛”與“歷史學家捕捉精彩故事的眼睛”。在寫這本書時，裴宜理對涉及的勞工階層做了詳盡的調查和分析，其中也包括英美煙草公司?？煲Y束這本書時，她突然意識到，英美煙草公司在浦東的工廠，就是父親當年被關押的集中營?！拔覜]想到，我所研究的對象在某種程度上與我自己家族的歷史有非常密切的聯系。所以我后來在《上海罷工》英文版序言里的第一句話寫道：‘對我來說，寫作本書有一種回家的感覺?！?/p>
裴宜理與南京大學教授周曉虹在安徽歷史博物館參觀
不能忘記“大問題”
實際上，無論是早期對農民革命的興趣，還是后來轉向對城市工人運動的研究，那些改變了無數人命運的革命，始終是裴宜理關注的大問題。著名歷史學家周錫瑞在接受采訪時，提過這樣一個細節：2007年，裴宜理當選亞洲研究學會主席發表演講時說，“我們不能忘記中國革命，不能忘記這些大題目，不能忘記如何來理解中國這個大轉變到底是怎么發生的?！敝苠a瑞后來將自己的一本專著送給裴宜理，請她提意見。裴宜理回信給他，再一次說：“我們應該多思考中國的大問題?！薄@其實既是裴宜理對同時代做中國研究的學者的期待，也是她對自己時時刻刻的告誡。
除了學術研究，裴宜理還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和社會活動。1999年，到哈佛大學不久，裴宜理即出任海外中國學研究重鎮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的主任。在她名字之前，是費正清、史華慈、孔飛力、傅高義等一系列著名學者；自2008年起，裴宜理又成為另一個分量頗重的學術機構的掌門人——哈佛燕京學社社長。作為最著名的中西學術交流機構之一，哈佛燕京自1928年創立以來已經歷了七任社長，從葉理綏、賴肖爾到杜維明等，每一任都是德高望重的學者。裴宜理在學界的地位和影響力可見一斑。
裴宜理的研究重點是“中國革命”，這在西方的中國研究學界也許有點“非主流”。所以她當選后面對記者的采訪，也有感而發：“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美國專門研究中國革命的只有區區十幾人。這幾年，研究中國革命的人又多了起來，毛澤東、‘大躍進’、‘文革’、抗日戰爭……都成了熱門?！彼蛉ふf：“否則，像我這種研究冷僻課題的家伙估計成不了哈佛燕京的新社長！”
中美大門打開、中國重新融入世界大家庭之后，商業和經濟上的復興與繁榮或許是最顯性最直接的成果。但裴宜理感受更多的，是它在知識與學術交流上產生的巨大意義。過去的一個多世紀，從大清帝國時期到中華民國時期、再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塊土地上發生了太多太大的變化，這或許正是吸引裴宜理研究中國的地方，“它們是如此復雜，又是如此迷人?！?/p>
